第(3/3)页

    整整一个半小时的分享，没有空泛的理论，全是实打实的数据、病例、可操作的方案。

    从诊断到治疗，从急性期处理到长期管理，环环相扣，逻辑严丝合缝。

    台下静悄悄的，只有偶尔响起的手机拍照声。

    陈主任盯着屏幕上的并发症数据，眉头皱着，不是质疑，是在对照自己以前遇到过的病例。

    他想起三年前有个35岁的女患者，左主干狭窄，当时放了支架，半年后就再狭窄了，现在想想，说不定就是大动脉炎活动期做的手术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“分享结束，进入提问环节。”邹立乾话音刚落，来自西京医院的张教授就举手了。

    他今年六十多岁，是国内血管炎领域的老专家，头发全白了，但是声音却依旧洪亮：“周医生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活动期不能介入，那如果患者左主干重度狭窄，反复心绞痛，甚至有心梗风险，炎症指标一时半会儿降不下来，怎么办？总等着吗？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很尖锐，也是临床最常遇到的困境。

    台下所有人都盯着周成，看他怎么答。

    周成点点头，显然早有准备：“张老师问得很好。这种高风险的患者，我们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，药物能控制症状，就强化抗炎治疗，用激素冲击加生物制剂，尽快把炎症压下去，稳定后再手术。”

    “第二种，药物控制不住，有急性闭塞风险，那就做过渡性治疗。只做球囊扩张，不植入支架，先开通血管、缓解缺血，等炎症控制住了，再根据情况决定要不要放支架。我们队列里有2例这种情况，都是急诊球囊扩张，术后抗炎半年，复查狭窄都减轻到50%以下，不用再二次手术。”

    他调出那两例患者的造影前后对比图。

    术前术后的血管直径、炎症指标变化，标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张教授点点头，坐了下去，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。

    第二个提问的就是魔都的陈主任。

    他是国内心内科领域的顶级专家，牵头很多重点项目，在科研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。

    陈主任扶了扶眼镜，试探性地询问道：“周医生，你的数据主要来自克利夫兰的西方人群。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大动脉炎的表型上有差异，比如我们东方人主动脉弓上分支受累更多，西方人肾动脉受累更多。你怎么确定你的治疗方案适合中国患者？国内32例的样本量还是太小了。”

    这话已经带了点质疑研究适用性的意思。

    台下不少人都跟着点头。

    周成没有急着辩解，先认同了他的观点：“陈主任说得对，种族差异确实存在。所以我们才启动这次全国多中心研究，就是要积累我们自己的人群数据。”

    他翻到下一页PPT，是国内32例患者的基线特征和初步随访结果。

    “目前入组的32例，全部是汉族患者，平均年龄24岁，90%是女性，左主干受累占比72%，确实比西方人群比例高。”

    “但在治疗反应上，激素联合环磷酰胺的有效率是87.5%，和西方人群数据接近。先抗炎后手术的11例患者，目前随访最长18个月，只有1例出现轻度再狭窄，和克利夫兰的结果趋势一致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样本量小是事实。”周成语气坦诚，“所以今天请各位老师来，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多中心研究，一起积累病例。目标是两年内入组200例，拿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诊疗数据，制定适合我们的指南。”

    陈主任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周成这么坦诚。

    既不夸大数据，也不回避问题，还主动邀请大家参与研究。

    他沉吟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“说得有道理。我们医院也有十几例这样的患者，回头我整理一下，加入你们的研究。”

    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赞叹声。

    能让魔都的陈主任主动说加入，可见周成的回答确实说到了点子上。

    第三个提问的是来自羊城的一位年轻主任，三十八九岁，说话比较直接。

    “周医生，恕我直言。你这么年轻，既要做手术又要搞科研，还要牵头多中心研究，精力顾得过来吗？我听说克利夫兰那篇JACC论文，你是第一作者，平时手术那么多，哪来的时间整理数据、写论文？”

    这话看似问时间，其实就是在隐晦地质疑。

    论文是不是你自己写的？

    研究是不是你自己做的？

    　　


    第(3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