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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西北本就地广人稀，经连年战乱，更是村落凋敝，十室九空。

    流民们奉旨垦荒，多是寻着水源充足、地力稍好的零散地块落脚，少则三五户聚成一个村落，散落在山坳河畔；多则数十户，也难成连片的集镇，往往隔着数里甚至数十里的戈壁荒滩。

    这般星罗棋布的居住格局，让税源变得极为分散。

    官吏们下乡收税，往往天不亮便动身，翻山越岭、蹚水过河，颠簸数日才能抵达一户农家，收上来的赋税，甚至不够路上的盘缠，收税成本高得惊人。

    更让人忧心的是，西北百姓多是流离失所的流民，家底薄得如一张纸，纵使铁铉体恤民情，定下极低的税率，又免去了所有苛捐杂税，多数人家也仅能勉强糊口。

    他们垦荒的土地，多是战乱抛荒的薄田，或是刚从戈壁盐碱地中开垦出来的生地，地力贫瘠，收成微薄，风调雨顺之年尚有余粮，一旦遇上天灾，便颗粒无收。

    今年夏末，西安府一带遭遇百日大旱，河水断流，田地龟裂，刚抽穗的庄稼蔫成了枯草，部分垦荒田的收成直接减半，有些甚至绝收。

    百姓们走投无路，纷纷联名上书，请求缓缴赋税。

    铁铉看着百姓们干裂的嘴唇、皲裂的手掌，于心不忍，只得奏请朝廷同意缓缴。

    可缓缴的诏令一下，朝廷的赋税收入便少了一大截，新政后续推行所需的粮款、种子、农具，更显捉襟见肘。

    还有些垦荒田，本就是沙石遍地的薄田，即便丰收，产量也不及熟地三成。

    百姓们缴完税后，余下的粮食连全家过冬都不够，更别提来年的种子钱。

    铁铉虽急令各地官府开设粥厂，接济贫苦百姓，但粥厂的粮食本就有限，从朝廷调拨的赈灾粮，沿途损耗大半，分到百姓口中的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根本无法覆盖所有贫苦人家。

    走投无路之下，部分百姓为了逃避缴税，竟再次抛弃了好不容易开垦出来的田地，拖家带口逃往他处，沦为流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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